A:

看了一个帖子 “如果你发短信给五年前的自己 你会写什么”
看了一下 很多人写“不要出国” 也有人写“直接出国” 很多人写“不要和ta在一起” 也有人写“快去找ta吧”

B:

如果五年前听取了五年后自己的建议，过了五年，还会写下同样的话么

A:

所以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总是更让人向往。

问题1：

目前艾滋病在世界上比较严重，粗略估计大概每1000人中就有一人得艾滋病。我们采用的是某种血液试验检测法用于检测身体中是否含有艾滋病病毒，这种方法相当精确，但也可能带来两种误诊。首先，他可能会让某些真有艾滋病的人得到阴性结果，称为假阴性，不过只有0.05的概率发生(不妨将这个数字假设为0.01)；其次，它还可能让某些没有艾滋病的人得到阳性结果，称为假阳性，不过只有0.01的概率会发生。现在有一个问题，假如你拿到了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化验单，在此条件下，你真的得了艾滋病的概率是多大呢？
请从下面ABC三个选项中选出与你的直觉最接近的：A.90%;  B.50%;  C.10%。

问题2：

现在有一把尺子，它的测量精度是1cm，用它来测量一个木棍的长度，得到读数是50cm，问，这根木棍的精确长度位于500mm~501mm之间的概率有多大？
同样，从下面ABC三个选项中选出与你的直觉最接近的：A.90%;  B.50%;  C.10%。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直觉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A，然而根据贝叶斯公式，这个真实结果却连10%都不到。

而第二个问题更容易看到它的本质，用一个误差为百分之一的仪器来测量一个精度要求为千分之一的结果，准确性能有多大？

只是在第一个问题中，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往往忽视了其中1%或者1‰这种数字，我们只注意到，哦，这个概率很低的危险疾病，用一个误判率很低的检测方法，我居然是阳性，我一定死定了。

恐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

从小，在我的脑海中，桔子和橙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剥开的，一个是切开的。

所以，作为一个懒人，我更喜欢吃桔子，因为不用准备刀具，也不用准备碗盘，而且，通常都不会弄的满手是汁。

直到有一天，我惊奇的发现，一个同学竟然把橙子完整的剥开了。

从此，我买橙子的频率显著提高了。

原来， 橙子也是可以剥开吃的。

只是，此前从未尝试而已。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游戏：杀人游戏。

游戏的基本角色是法官、杀手和平民，根据人数多少也可以有很多增加的角色，比如警察、情人、医生、花蝴蝶、狙击手，森林老人等等，法官作为游戏的“组织者”，洞悉一切，其他各个角色则具备不同的职责，比如杀手杀人，警察可向法官辨认杀手，医生可以免疫一人等等。这些角色只能在黑夜出动，他们做的事情只有法官和他们自己知道。在天亮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自己身份的职责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在黑夜中听到了什么杀人的动静，即使可能只是自己的幻觉或者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听到，警察或者非警察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跳警”，申称自己就是警察并且通过法官验证过某人就是杀手，被怀疑的杀手也可以进行辩解并指认他人以转移注意力。所有人都可以肆意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影响他人的判断，也影响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于别人的所说，所有人也都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最后，所有人通过最民主的方式——全民投票来决定一名嫌疑犯（杀手）并将其处决。

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最终抓住所有的杀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前几轮的投票中，误杀无辜甚至几乎无法避免。

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所有人都不断的接受着外界的信息，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听人述说，所有人都可以产生自己的看法并且告诉其他人。每个人都只会述说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自己所相信的那部分，或者说是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发布者就会成为媒体。媒体并非经历所有的事情，他们去采集信息，进行甄别或者是进行挑选，根据自己的职能再进行发布。因此也就经常出现媒体打架的情况，而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一些或者不相信一些，根据自己相信的那部分做出判断，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然而真相呢？真相在哪里呢？

真相也许永远都不得而知。这个游戏里没有法官，或者你说法官就说上帝，可我们永远也无法从他那获得确认的信息。

有人说民主就是盲人摸象，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每个盲人由于种种原因都只能告诉你局限的答案，然而他们由于亲身经历也都对此深信不疑。柱子？墙？细绳？长棒？这些互相矛盾的答案其实都是真相中的一部分，在你脑海中拼接这些打碎的真相也许才会形成一个粗腿、宽体、细尾、长鼻的形象，得到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一群盲人，来告诉我们真相。

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唯有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

2003．2．6      (语花)

很久没有这么爽快的看球了，每天两场，不用熬夜也不用翘课。躲在屋里一个人看球，偶尔吃吃薯片，或者缩小窗口顺便看看新闻背背单词聊聊天，没有去凑别人电视的热闹，也没有去享受酒吧的喧嚣，因为我害怕自己真的没有那种激情了。球迷？我想没有人会相信，连我也不信。

还有多少人记得我曾经驰骋球场的样子？这话问的似乎很好笑，甚至有人相信么？是啊，即使是那个时候，和不踢球的朋友提起足球，别人的脸上也写满着怀疑。

那个时候，我以为我离开足球就没法活了，写作业的间隙，也在屋里也拿着足球对着椅子穿裆过人，然后对着床脚或者阳台射门。那个时候，整天想的就是哪天下课踢球，哪个周末去比赛，从小区的马路、篮球场到草皮，草皮无疑是紧俏的资源，只能留给重大的比赛或者节假日的狂欢。省府大院那两个篮球场边上的铁门还有车库大门，是不是遭遇了太多的虐待，哦，还有侧边那个不知道什么机关的办公楼，上次经过的时候还看见大门上边玻璃的大洞，下次再去时一定要鞠上几躬。这种场地踢球也难免踢到屋檐房顶，和老友叙旧时他还说道清楚的记得我爬上屋顶捡球的样子，而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能爬墙。

98年那年世界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上了巴西队，然后写了首诗，算是参考某些杂志拼凑出来的吧，写的很长，也很押韵，算不上有意境，但却很激昂。对了，那个时候我写过很多诗的，翻了翻blog最早的文章，大概是比那还早的事情，以至于在我想起来要用电脑保存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它们，或者已经忘记他们了。那时候把心情写在小本子里，压在抽屉里，似乎本子还上了锁的。它也许还藏在那床底下的箱子里，或者是以前那书桌的抽屉里。那锁的钥匙似乎上大学的时候被我带到了北京，也许放在抽屉的某个角落里，去年毕业时搬家也不知道放到了那里，也许还在国内寝室的某个箱子的角落里，也一直在我记忆的角落里。

当我接触网络之后就一直想做自己的网站，我依稀记得我的第一个网站就是叫“心情的痕迹”，还用flash做了一个很土的logo，似乎是高中时候放在chinaren上的。后来决定做个blog来记录一下了，斟酌再三，还是取名为“不跟风的空间”，而把“心情的痕迹”只放做了其中的一个栏目，至于现在的这个名字，似乎又可以写一篇回忆文了… 事实表明，这个选名也是明智的，早期的文章全部都是心情的痕迹，而现在，寥寥无几。

是啊，现在已经很少去看什么散文，还记得那时写作业的时候偷空看闲书的情景，鲁迅，还有余秋雨…

回忆就像珠子，拾起一颗便拾起了一串。每次回忆总是感叹，时逝境迁，几乎不认得那个曾经的自己了。也正是因为不再与变迁，所以才值得回忆，才叫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伤怀。

所以，我就用些许文字与照片，让未来也能再拾起这份也许再也不会拥有的心情。

很久没写了，一是因为懒，懒得动笔，也懒得思考，二是因为经常思考到矛盾处不知所措，没有结论便不随意落下笔耕。比如前段时间思考未来，五年后，十年后，事业以及幸福，是的，很多选择都是矛盾而且艰难的，于是也就无所谓一个更好的结论。

我决定暂时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来到了这里。又或者，是我来到了这里，所以停止了思考。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先。

我发现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的得到结论，或者说是那么轻易的得到结论。不像以前似乎有一点直觉的立下结论，再不断的找理由充实，就像中学写议论文那样。反而往往在有一点观点的时候，变立马想到各种驳斥的理由，搞得自己心力乏惫。

再比如这次地震，我实在无法评价一个政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我会说：这样可能是不对的，但也许是最好的。就像拗口的外交辞令一样，充满着智慧，同时找不到任何漏洞，保证着安全。

我们对灾难的感受是和我们与灾难的距离相关的。种族可以拉近这个距离，铺天盖地的现场报道可以拉近这个距离，自己熟悉的人可以拉近这个距离，亲身经历也可以拉近这个距离。南极的一只企鹅被海豹吃了，也许除了摄影师不会再有人关注；如果那个牺牲的是人类，也许就可以成为新闻了，而且中央电视台一定会强调对其国籍的万分关心；如果是中国人，恐怕可以上新闻联播了；如果人数多些，现场报道便开始铺天盖地了，听众一定会流泪；如果很不幸的里边有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或者自己经历过唐山的地震……

所以缅甸的热带风暴或者美国的飓风我们都只当作一个火星的新闻而已。捐款？我们甚至不会想到还有这个词汇。

所以，爱国主义本身就是狭隘的，但是我们还会在狭隘的爱国主义中去谴责那些更狭隘一些的群体，甚至是异族。

我们总是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新闻、群发漫山遍野的情况下。这种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附和大众或者保持沉默，任何突兀的观点都会遭到唾沫的淹没。企图在这种局势下展示理智的做法是不理智的。所以我们会在反日游行中先藏好自己的本田车，拿着松下的相机拍摄丰田车被砸的镜头。是的，爱自己总是最重要的，因为自己和自己的距离比别人更近。

灾难总是沉重的，然而这次灾难让我们看到了在坎坷的2008里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我实在不忍心把这归功于灾难的沉重，可是面对这已经沉没的成本，在我们还无法或者来不及谴责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结果的正面影响。所以尽管充满着矛盾，我还是得说：这样也许是最好的。

有句话叫：

有时间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时间。

如果想省钱，有上百种办法。我家门口的乐购一大早总有无数的老头老太太排半个小时以上的队买便宜的鸡蛋；一养的东西在不同地方总有相当大的价差。只要花时 间去淘，总能找到便宜货。而社会同时还有很多为有钱人设计的服务，为了可以省一点点时间，总有人不在乎雇专职司机，在市中心买房子等等。

经济学上有种行为叫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说的是同一地方同一产品，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价格，对价格不敏感的顾客可能得多掏腰包，对价格敏感的顾客则可以找到便宜的方案。当然必须通过某种合理的方式区分不同的顾客，比如学生票，比如增加早起、排队等成本等等，就像上边提到的“只要花时 间去淘，总能找到便宜货”。于是有时间满大街到处找便宜货的人往往是对价格敏感的穷人，而有钱人则不屑的说：有这弯腰捡100块钱的时间，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于是，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闲到了对这点小钱斤斤计较的地步了，…(为了表示谦虚，我把后边的话变成省略号了…)

某日，去系办办理某事，系办老师顺便问我能否联系到我们班的某女班长，有某事需要通知，同时打开某封通知邮件，我表示由于性别、选课、实验室等诸多差异，见其极其困难，不过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可通过手机、网络与其联系，请其将邮件转发给我，或者我可以马上问到班长的邮箱，直接转发给她。老师在thank me all the same的同时表示还是她自己来通知吧。

若干日后，收到某封邮件，为班长转发。根据邮件残留的记录，可以看到邮件的传递路线：

学校某部门 => 该系办老师 => 系学生组组长 => 研究生新生助理 => 班长 => 我们

恩，不要奇怪，这个圈子还不算大。

一位已经有所成就的学长回来做报告时说到，他曾经给别人面试的时候会问道一个问题：“你以后是想做将军还是想做士兵”，他说回答是将军还是士兵并不重要，他关注的是回答问题的思考时间。

的确，有的时候，选择的结果并不重要，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而选择的过程可能更大的影响的选择的质量，犹豫本身就是一种成本。

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几种选择的“期望”是相当的，所以如果不能占有更多的信息的话，更多的思考时间未必能增加选择的理性成分。相反，很多时候，犹豫的结果是在事实上作出了一个默认的选择，比如我常常在午休后犹豫，是去图书馆还是去实验室，于是，便在寝室待了一个下午。

所以，有的时候，果断比选择本身更重要。

手机报上的一个joke：

灭蚊术

晚上，我被蚊子吵醒。

“去咬她吧，不要咬我。”我向蚊子推荐我熟睡中的太太。

“我想咬谁就咬谁，你管得着吗？”蚊子嗡嗡着说。

“去咬她吧，咬一下给你一毛钱，怎么样？”

蚊子想了想，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统计出自己少了一块钱，太太统计出自己多了十个包。好在我太太睡得死，挨咬时她不知道，知道时已经不太疼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蚊子又来找我，我又和它做生意，花钱让它去咬太太，以保自己的平安，如此整整过了一个星期。

到了第二个星期，蚊子来时，我的零钱早用光了。于是我说：“随便你咬谁吧，我没零钱了。”

“没钱的事儿，谁干？”蚊子怒气冲冲。到次日一早，我发现它已经饿死了。

突然想到心理学上的一个现象，Overjustification，即“过度辩护效应”。 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由于很强的外在原因引起时，他们会低估内在的原因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当外在动机取代了内在动机时，人们甚至可能对自己原来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

有时候想想参加比赛、科研，或是其他的projects，到底兴趣的成分会有多大？也许奖励只是一种激励，然而事实上在很多场合，奖励俨然已经成为主要目的。兴趣的降低自然会导致途径的偏移。事情本身的意义已经不太重要，就像那只蚊子，它已经忘记了吸血本身的乐趣，重要的是是否能拿到期待的奖励。不要嘲笑那只蚊子，它只是后果比较不幸而已。

也许只是一个笑话，也许还是一则寓言。